一场突如其来的公共卫生事件在短短两个月内演变为罕见的全球灾难。在灾难面前，各国借助现代科技展开了一场空前的与新冠病毒的战争。其中，数字技术无疑成为最亮眼的新型武器。但人们也发现，不管是最早爆发疫情的中国，还是后来欧美发达国家，在数字化疫情应对中显现出了一些明显的差异，即使中国也是喜忧参半，有许多成功的经验，也暴露出不少短板。本文将围绕此话题作一简要分析和对比。      

一、如何解释国际社会疫情应对出现的不同结果？

大家看到新冠疫情已经演变为一场全球性公共卫生灾难，损失惨重。目前已经蔓延至170多个国家和地区。截止到2020年3月30日，全球感染的人数达到72万人，其中中国8.2万人，国外64万。国外尤其欧美一些发达国家最为严重，而且蔓延的势头还在继续，情势十分严峻。

但从另外一个角度看，整体上亚洲应对的成效比较好，而欧美国家反倒在应对中显得捉襟见肘。本来亚洲相对爆发的比较早，中国内地是最早发生疫情的地区，后来很快就蔓延到了台湾、香港地区，以及新加坡、泰国、日本、韩国等。这时候欧美国家相对比较平稳。但一个多月后，情况出现了重大转变：目前中国等亚洲国家和地区疫情控制相对稳定，香港死亡4人，台湾死亡3人，泰国死亡7人。拥有2.7亿人口的印度尼西亚也就确诊了1千多人，死亡114人。韩国、日本疫情爆发初期比较严重，但现在基本也控制住了。日本死亡56人，韩国死亡158人。当时疫情十分严重，我们除了湖北和武汉以外，各地都有非常好的管控。目前虽然也不排除有二次爆发的可能，但只要各方面重视，应对措施得力，还是有可能避免疫情大规模爆发的。但反观欧美发达国家似乎出现了出乎预料的情况：美国确诊人数超过14万，死亡2513人，意大利确诊人数进阶十万，死亡10779人，西班牙确诊超过6万，死亡6803人。德国、法国、英国的确诊人数也都过万，蔓延的势头还在加速。

这就给我们提出了一个问题，为什么在应对新冠疫情过程中，亚洲与欧美形成了明显的反差？有人说，中国在1月20日后能够在比较短的时间内控制疫情主要是我们的举国体制，有强大的组织动员能力，这当然不错，但是亚洲其他一些国家和地区，如日本、韩国、泰国乃至我国的香港、台湾等，也没有像中国内地一样对社会采取非常严厉的管控举措，也就是说他们并没有严格管控人员流动，经济也没有停摆，但最终控制疫情能力似乎也比较强。我认为亚洲和欧美国家最大的差异就在于数字化的社会治理方面。当然，说到欧美和亚洲国家在数字化社会治理方面的差异，并不是说欧美发达国家的网络不行，数字化水平低，而是他们的文化和社会治理的模式。

一个基本的考量就是，在亚洲一些国家，特别像中国（包括台湾、香港）、日本、新加坡、韩国等，相对而言，对个人数据的保护并没有像欧美发达国家那么严格，这使得亚洲一些国家特别是中国，在数字化建设过程中，通过多种方式在政府与社会之间建立起了数字通道，政府和一些互联网企业掌握了大量个人数据，在本次应对新冠疫情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而这种现象在欧美一些十分重视个人数据保护的国家而言，是很难做到的。再加上欧美国家由于文化和治理方式等方面的原因，对社会成员的管控也相对比较松散，因此，在管控社会的流动性方面远不如亚洲、特别是中国有效。因此，我以为在分析不同国家应对疫情的有效性方面，如果我们忽略了数字化社会治理的不同模式以及治理文化方面的差异，就可能出现以偏概全的现象。

二、如何评价中国数字社会治理在应对疫情过程中的作用？

前不久曾接受过《人民日报》和《人民网》的有关专访，对此有过一些分析。我以为从整体上看，中国在应对新冠疫情数字社会治理方面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发挥了巨大的作用，这是必须充分肯定的。概括起来讲就是，数字化社会治理在四个方面发挥的作用是十分显著的：

第一，在1月20日全国预警以后，各地政府的门户网站成为疫情发布的重要信息平台。这对当地百姓获取资讯，了解政府的政策举措提供了重要的渠道。因为在春节前后疫情爆发最为严重的情况下，绝大多数中国人都宅在家中，因此，通过政府数字化平台了解当地资讯就成为关键性通道。第二，政务信息化过程中构建起来的社会数字化基础，在精准应对疫情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比如说，人口数据库、手机实名制、车票实名制、酒店人脸识别、健康码等基于现代信息及技术的大数据基础设施和大数据分析手段，为实施严厉的人员流动、管控提供了依据，也为快速阻断疫情传播，对疑似者、密切接触者进行有效的隔离赢得了时间。如果没有这些技术手段的支撑，中国作为拥有14亿人口的国家在如此短的时间内控制住疫情几乎是不可能的。第三，在整个抗疫过程中，我国各级政府充分利用数字化政务平台，为老百姓提供大量的便民服务，再加上中国的消费互联网是领先世界的，本来网购、移动支付等就十分活跃，也非常普及，如淘宝、京东等，这在一定意义上才有可能让人们足不出户就得到生活必需品供应的保障。试想一下，如果没有网购的强大支撑和老百姓足不出户的生活保障，人们都涌到超市抢购物品，交叉感染的风险就会大大上升。由此可见，网购既减少了公众外出交叉感染的风险，也舒缓了老百姓的情绪，在一定意义上还可以消除一些社会恐慌。第四，在整个复工复产的过程中，数字政府、互联网+政务服务扮演了重要角色。大家知道在应对疫情期间，国务院办公厅依托全国一体化的政务信息平台，快速开发了一套专门为2600万小微企业和8500万个体工商户服务的专门通道。这个通道主要提供了三种服务，即政策服务、办事服务、咨询服务，使众多的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能在第一时间获取政府出台的相关政策，获得政府提供的相关服务，对促进复工复产起到重要作用。

在充分肯定数字社会治理在应对疫情过程中发挥的巨大作用的同时，我们也应该清楚地看到，在此次应对疫情的过程中，数据共享机制缺失以及跨部门数据应用的短板也暴露出来。比如武汉当时各个医院人满为患，病患都涌向医院排队挂号看病，一排几个小时，如果能在网上预约，错峰就诊，也不会导致这么多的交叉感染。与此相联系，我们看到在疫情应对过程中，一些地方的物资调配，医疗资源资分配也出现了许多混乱状况，这些都暴露出我们的一些信息化应用系统在跨部门协同和数据共享方面存在诸多问题。

三、如何提升应急管理的数字化水平？

提升政府的社会治理能力，提供应急管理的数字化水平是一篇大文章，需要我们长期不懈努力。

第一，加强数字化基础设施建设，提升社会治理的四种能力。大家看到，国家正在启动新基建工程。数字基础设施无疑是新基建的重要内容，而云、网、端将是信息化基础设施的关键部分。特别是随着5G的全面推广和应用，围绕5G的建设将带动一系列数字化基础设施的进程，如人工智能、数据中心、云平台、物联网等。可以想象，随着数字化基础设施建设的推进，我们有可能借助现代信息技术，为提升政府应急管理能力提供支撑：一是要提升政府的信息汇聚和分析能力；二是要提升政府应急的快速反应能力；三是水平信息的整合和数据共享的能力；四是政府的指挥、协同和通讯能力。

第二，推进应急管理数字化方面，重点完善四大系统：一是构筑应急管理信息化指挥调度系统，包括决策、调度、指挥、处置、恢复；二是构筑应急管理信息处置系统，包括预警、收集、上报；三是构建跨部门、跨行业的突发事件、应急处置的全国系统协同机制；四是加强应急管理信息化的标准化、法治化体系建设。

第三，通过这次疫情应对，要从法治层面高度重视对个人信息的保护。个人信息的保护是一个问题两个方面，如果太强调对个人信息的保护，可能会影响国家数字化社会治理水平的提升；反之如果个人信息没有起码的保护举措，也会对社会造成极大的危害，如信息诈骗、犯罪等。从以往的实践看，我国对个人数据保护仍存在不足，导致大量个人数据被泄露，严重地威胁到个人的人身和财产安全。目前就连一些企业乃至社区的物业管理部门，都可以随意向个人获取种种信息，其中的隐患是不言而喻的。我们不能因为欧美国家在本次疫情应对中过于强调对个人数据的保护而影响应对疫情的效果，但也不能放任个人数据被不受法律约束的使用。从长远发展来看，随着信息化水平不断提升，新的技术手段的应用，保护个人信息的难度也会越来越大。如果在这方面我们及早将之纳入法治轨道，制定必要的个人信息保护法，就会促进数字化社会治理的良性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找到用信息化手段提升维护社会秩序的能力，与保护个人数据的安全，并使二者达到相对的平衡，才是我们需要真正追求的目标。